（摄影/樊国梁）

说赣州古城故事，其实便是说赣州古城的发展史。赣州古城的故事涵盖了城市的几乎所有内容。说古城故事，无疑是对赣州城市灵魂的一次探究。

这是一座发展、渐变的城市，是一座从土城而砖城，从坊间而街衢，从小邑而望城，逐步伟岸与美丽起来的城市。因此，它的故事有着清晰的时代脉络，也有着极为丰富的民间俗性。

秦始皇时期，秦灭六国后，“秦皇……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守南埜之界……”十万六国贵族罪臣以戍卒身份踏入赣南。这批被后人称为“秦木客”的苦役们，从此活动在赣南的大山长谷中，戍边、伐木，运输，为北方提供源源不断的巨木。赣南，这块神奇的土地从此被搅热，从此为外界所认识。“木客”也成为被史料最早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的赣南汉先民。

公元前201年，即汉高祖六年，汉大将灌婴一路横扫，大军最初驻守在赣州西南蟠龙一带(史曰“溢浆溪”)，并于此地设置赣县县治，赣州城从此地开始发祥。

晋太康末，洪水淹没了县城，县城被迫迁到地势较高的葛姥城(今虎岗一带，《太平寰宇记》)。晋太康二年(281)，庐陵郡南部都尉升级为南康郡，永和五年(349)，南康郡守高琰，鉴于原郡治于都地理位置偏居一隅，将郡治从于都迁至赣县，在章、贡二江间筑土为城，构了新的郡城。赣州这才开始有了真正意义的城市的概念。

高琰所筑的土城内构设了阳街(今市公安局至文清路与大公路交汇处)、横街(今西津路、章贡路)两条主要街道，赣州城初显端倪一一面积约1平方公里的土城在龟角尾以南的三角地带耸立。以“泉涌出水”而闻名的光孝寺即在这个时期出现，出水寺、光孝寺等赣州与水诸多的姻缘由此开始。古代寺院建筑是除皇宫之外的人间最辉煌物，中国的许多建筑理念都可以从寺院的主体与各个细节中寻找得到。只是很长一个时期的赣州城以军备为要事，居民与生活等一切都处于简朴、清淡之中。

东晋义熙六年(410)，广东卢循、徐道复起义，徐道复自始兴越大庾岭破南康、庐陵、豫章诸郡，绵延而激烈的战事，将不过70年的郡城予以毁灭性的破坏。义熙七年(411)郡城再次被迫迁移，这回没有往高处的虎口岗走，而是溯贡水七里，在今水东七里镇一带驻扎了下来。

梁承圣元年(552)，七里镇又遭水淹，郡城与县城再度回迁。这一次回迁，从此落地生根，1440年来，这块三角地带再也没有改变它在南赣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的中心地位。

唐开元四年(716)，历史赋予了一个美好的良机给赣州。此时，北方丝绸之路日渐艰难，楼兰古城的毁圮，沿途流寇的日益猖獗，使得朝廷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南方。在章水上游与浈水之间，仅有80里旱路，若打通中间的梅关，则可开通另一条从长江-赣江-章江-浈江-珠江-出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于是，韶州曲江(今韶关)人、张九龄在唐玄宗的指示下，亲督兵民开凿梅岭古道，大唐连接海外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自此开辟，赣州成为这条海丝之路最重要的通道节点，遂有了之后一千多年的商贸繁荣历史时期。而作为这条水路的最重要节点的赣州城，借助南来北往的商业人潮，赣州城竟然“货物如雨，商贾如云，万足践履，冬无寒土”，经济空前发达，一举成为唐“开元盛世”之全国四十个大州之一。赣州极负盛名的郁孤台、古天竺寺、慈云寺及赣县田村镇20里开外的宝华山之宝华寺等，便是于这一时期建成的。

唐贞元四年(788)，虔州刺史路应“凿滩石以通舟，陶甓以缮城”,这是关于十八滩开凿、赣州城墙砖的最早的记载。赣州城与着整个盛唐的辉煌步入了第一个历史上的辉煌时期。此时，城池拓为1.2平方公里，城市的主街虽然还是只有阳街、阴街，然而，巷陌开始丛生，人口迅速发展，居民安居乐业。

唐末及五代前期，宁都人卢光稠武装割据“称王”虔州33年。这个时期，卢光稠开创了赣州城市建设的最繁华时期，他将赣州城的面积从北向南，即从古城巷延展到南门门口一带，扩大到3平方公里左右。期间，卢光稠修建了皇城、拜将台、寿量寺(卢氏家庙)、百胜门、镇南门、皇华井等大量的城市建筑物。赣州城市建设史上的最灿烂时期，也是城市最和平繁荣的时期，被卢光稠营造出来了。

宋朝(960-1279)时期的赣州，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辉煌鼎盛时期。在北宋虔州知州赵抃的主导下，相对有效地开凿了十八滩，数十吨的货船可以畅通赣江、章江，同时协同南安、南雄两地官府拓宽了梅岭古道，使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最重要通道真正得以打通。虔州因其水陆便利、资源丰富、经济繁荣，而一举成为全国闻名的三十六座望城之一。

这一时期，是中原南迁过来的汉民在赣粤闽边际地区大量聚居，客家民系形成的最重要时期，人口的剧烈膨胀，带来了城市的日益繁华，城市建设也迎来了再一次巨大的发展——街巷迅速发展为六街，即增加了斜街(今阳明路经和平路至南市街)、阴街(今坛前经灶儿巷、生佛坛前接南京路)、剑街(今濂溪路接中山路) 、长街(今赣江路接百胜门)，大量的居民房屋林立于街衢两侧并向内部繁衍，一条条巷道纵横交错，与六街四通八达。诸如五路口、州前、买菜坡、南市街、灶儿巷、瓷器街、六合铺等大量的体现道路、政治、生活、行业、商业和居住等等各类城市生态元素特征的街巷就此形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因为虔州宋朝这段辉煌历史，赣州城而有了“宋城”一说，亦即宋代文明为今天的赣州“宋城文化”缔造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南宋初年，宁都人李敦仁起义，攻破虔化、石城县城，三年后方接受朝廷招安。绍兴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虔州驻军“东南第六将校齐述，以八营四千人叛，胁制者二千人，附贼者又二千人”，兵变的将士“据城，纵火”高宗急调大兵镇压，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攻破虔城，反抗者或被屠戮，或溺死赣江。鉴于虔州“多盗”，绍兴二十三年(1153)正月，朝廷官吏们认为这虔州名带虎头，“谓为虎头城，有凶险之势，非佳名”遂将虔州改称为赣州，取章贡双江合流之意，再保留原来虔州中“文”字，以显示文化之脉不断，虔化县也改称为宁都县。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涉及朝廷、也关乎全城百姓生死的大事——隆祐太后率后宫及卫军数万余人驻虔州数月，坐吃山空，将城里食用之物耗尽，引发城市商人罢市，结果隆祐太后率众仓皇而离。事后，高宗命岳飞前来屠城，岳飞了解实情后，三次上书高宗，为虔州百姓求饶，高宗遂作罢。因此，赣州城之后大量修筑康王庙、精忠祠，以感激康王高宗和岳飞元帅的救命之恩。至今，仍有二康庙、三康庙、大庙(现赣南剧院位置)等地名存在。

诚然，今天的赣州城被誉为“江南宋城”“宋城博物馆”，自有其理由:

一是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翰在路应已改为砖石的城墙基础上再冶铁浇铸，并东北隅城墙上建石楼，奠定八境文化基础;

二是1078年苏东坡在山东密州与接任的孔宗翰见面，孔为其呈现了虔州八境图，两年后苏作《虔州八境图八首并序》赠孔，孔返赠虔州铭刻在石楼，石楼从此名八境台，这一事项极大地传扬了赣州的名声，并因此为中国旅游文化史上营造了一大创举，虔州“八境”文化从此影响全国乃至日本纷纷效仿;

三是城西通天岩，自北宋虔州知州赵抃与通判周敦颐游玩后，地方乡贤阳孝本与进士李存隐居于此，苏轼来访并营造了“玉岩晓月”之轶闻(之后又在光孝寺“廉泉夜话”)，通天岩在这一时期前后开始有工匠在摩崖上大面积开石窟造人像;

四是城东七里镇瓷器开始名闻天下，城内瓷器街应运而生;

五是赣州的造船业开始闻名，先是有赵抃半年二百舟之载，至元代跻身全国前列，一年可造船六百艘；

六是州守刘彝手上集大成完成了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全国独一无二的地下排水系统“福寿沟”;

七是另几任州守刘谨、洪迈、周必正先后修建了西河、东河、南河浮桥，为完善赣州城市体系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明、清时期，赣州城市建设有了极大的发展，且与街巷有关的城市文化开始得到粹炼，有了显著有别于其它城市的地域文化特色，有了今天看来不可忽视的精粹与经典意义。城市除了在形态上维持卢光稠构造的六街基础，建筑了更多的房屋、细化了更多的街巷、有了更多的徽式、宅第式、旗楼式等多种形式的公房与私房、商家与住家，并往城市建筑中充实了更多的内容物，附庸了更多的人文景观，“三十六条街，七十二条巷”的顺口溜便于这个时期形成。与此同时还产生了更多的诸多“三山五岭八境台，十个铜钱买得来，还要添一个(天一阁)”“夜光山、二码头、三潮井、慈姑岭、五道庙、六合铺、七姑庙、八角井、九曲巷、世臣坊”“龟角尾为虔城尾，镇南门为虔城头”等等与地名有关的传说故事。

在城市发展的跚跚步伐中，赣州城逐步形成的“三十六条街，七十二条巷”之地名文化，对于赣州城里的人来说，是条家喻户晓的口头语了。它直观地概括了旧赣州城构造。其实，它反映的仅仅是明末清初时赣州城约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街巷纵横之状况，并通过街巷变迁客观地反映了古赣州城作为一座2200年悠久历史的城市人文、商业繁荣景象。

事实上，以这种说法来说明赣州的街巷并不是很确实。翻开清同治年编的赣州府志城区图，随意数来赣州城也远远不止三十六条街，七十二条巷。至于赣州人流传这“三十六条街，七十二条巷”之说法，恐怕是有一种数字情结在其中。当初提出“三十六条街，七十二条巷”说法的人，绝非一般人物，应当是一个极其智慧之人，才能创造出如此精美绝伦的数字文化与地名文化。然而，无论如何，赣州的“三十六条街，七十二条巷”之提法，在全国所有城市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赣州要感谢历代的文人骚客们，是他们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淳厚的情感与人文故事。无疑，这些街巷的形成，构筑了赣州城城市格局与肌理，而这些地名故事的传播，既突出了赣州的城市个性，也极大地鼓躁了赣州城市的声名鹊起。

至民国，赣州老城区的面积有了一定的外延。东大街外向南延伸至马坡岭，与赣州最早的汽车站之喧嚣汇成了一片；镇南门向南延伸到了南门浮桥，与章水风流融为一体。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赣州城市建设一改五代卢光稠之后自由发展的散漫态势，开始有了政府参与的痕迹和浓烈的政治色彩，街巷地名也有了两次局部性修改。第一次是在1932年3月9日，赣州市发布“开办市政”布告，旋即组织市政公署，“专司改良市政，开辟马路”。这一年，以“  旧镇废廨”开辟为“赣州公园”起始，许多涉及到公私房产建设或改造的工程拉开序幕，街名也有许多被赋予新名，如青云街改为至圣路，厚德路取代了马市街、鸳鸯桥路，牌楼街改为阳明路、棉布街，世臣坊改为和平路，瓷器街及大坛前街与寿量寺一带改为百胜路、寿量路，环绕赣州公园，又辟有公园东路、南路、西路、北路，城东外东大街辟为东郊路。随后又相继开辟了建国路、文清路、濂溪路、大公路等新地名出现。地名更多地注入了时代色彩，儒家思想也得以了一定的扩充。第二次街名的修改，乃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赣州任专员的蒋经国所为，他将办公场所从米汁巷迁于杨老井街后，为迎合他始推行的“建设新赣南”运动，便改杨老井街名为新赣南路，另将棉布街改名为中正路，将百胜路、寿量路改名为中山路，将公园南路改名为南京路。还将章贡两江一些木桥、浮桥，改名为中正桥、忠孝桥、新赣南桥。为纪念母亲死于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蒋经国把和平路改名为复兴路，把上棉布街、下棉布街改名为解放路。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赣州城街巷史发展频变时期，同时，也是城市文化再次升温时期，诸如“大码头的水、二城门的风、光孝寺的钟、大庙里的神、营角上的嘴、东门井的酒、姚衙前的赌、忠节营的鬼、坛子巷的娼、中山路的烟”的“赣州十个之俗”，便在这时期形成并广为流传。这一时期的赣州，因为偏安一方，抗战初期远离战场，使得众多的来自大城市或外省的避难学者、名士、豪商、巨贾、小贩等各类人物，纷纷来到赣州寻求清静与生存空间，赣州的政治、经济一时竟然繁荣空前，有“小上海”“小陪都”之称，甚至一度号称“跨入了全国十四大都市之行列”,有了某个特定历史意义上的第三次辉煌。 

1949年8月14日，赣州城迎来了新生。新中国的诞生给赣州城的城市建设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变。1958年以后，赣州城开始较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与扩建，与时俱进的新赣州以南门口、文清路为标志，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曾在护城河外的红旗大道、八一四大道，曾经是一片荒野坟地，那个时候开始有了单位进驻，有了人家烟火，山岭被踏平，坟场成院楼，城市面积又向南拓展了许多。

可惜的是，当时的人们保护古建筑的意识不够，昔日古城逶迤护河碧波，城内池塘星罗棋布，卵石小巷青砖灰瓦，鳞次栉比枰中万家的赣州城的旧式建筑风貌较大程度地被改变掉了，百胜门拆了，位置让给了东河大桥，东河大桥的引桥将一段长长的古城墙埋在了地下，有着传奇色彩的三重门之镇南门（位于南门口）及其南面、西南面的城墙全部被拆毁，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护城河也全面被填埋造屋修路，大多的庙宇被夷为平地，不少的旧街老房屋改造成了水泥建筑。城市现代化气氛营造了不少，但二干余年历史文化遗产不少被轻易地放弃了，一个本来可以与云南丽江古城、山西平遥古城相比美的宋城构架毁圯一旦。

至文革时期，赣州的街巷名迎合时势，便有了诸多政治色彩的修改，诸如反帝路、反修路、健康路、人民路等等便是在这一时期才有的。直至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1984年，这些政治化的街巷名才基本恢复旧名，赣州宋城文化的气氛才重新部分弥现。

所幸的是，改革开放后至今，赣州的城市建设有了从内质到形式的巨大的进步，保护古建筑、旧街巷的同时，美化老城区，建设新城区。新世纪的急促脚步，早已突破这些囿困城市发展的旧街老巷，三十六条街、七十二条巷中的许多街巷，昔日的“三山”“五岭”“八景台”“十个铜钱”，以及“二城门的风”“营角上的嘴”等等有形与无形的物，早已成长高楼改造成新街溶于新景了。

今天的城市不断由北向南延伸，逐渐有了红旗大道、文明大道、滨江大道，有了包含蟠龙、凤岗、三江等区域在内的经济开发区、包含潭口、潭东在内的蓉江新区两个新区，有了以市政中心为核心的水南新区，赣县、南康市也在近年先后调整为中心城区面积扩大了数十倍，人口数量增加到百万，城市如巨人一般伫立于三江六岸的广袤土地上。所以，当下这一时期，无疑可谓是赣州城市历史上的第四个辉煌时期。

骄傲着，赣州就这么千百年从传说中走过来了。只是眼睁睁看着城市巨变的老赣州人，久蕴于灵魂深处的那份文化情结难以消释。

冬日暖阳下，老巷茶坊里，总有许多老赣州人在咀嚼着昨日与今天的故事。于是，我们不妨也借着文学之笔，重走一回哪韵味深长的“三十六条街，七十二条巷”，重温一回记忆与传说中的“光孝寺的钟”“大庙里的神”等老故事，既感受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历史文化之厚重，也为后人留下有关这座城市的些许风雅、些许古韵味。

龚文瑞，笔名文瑞、谷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会副会长，江西省地域文化研究会专家顾问，赣州市政府古城保护委员会专家顾问，赣南师大文学院特聘教授。赣州本土文化研究著名学者，著有《客家文化》《客家故园》《赣州古城地名史话》《山水赣州》《苏轼与赣州》《王阳明南赣史话》《赣南书院研究》等近三十部专著。

编辑：杨婷、叶焱文

审校：陈　静

审核：何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