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彝，福建长乐人，进士出身。熙宁年间为虔州知州【1】。

刘彝自幼便为孤儿，是一个在贫困中成长的穷苦孩子。所幸的是他不仅没有沉沦，反而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培养了乐善好施、侠行仗义的美好品德。成年后，他追随北宋当时最著名的教育家、大学者胡瑗学习礼义道德和实用技术，并深受胡瑗的“明体达学”之学术思想影响，形成了他宽容厚道、学以致用的处世哲学。

一、刘彝其人

《宋史》有传曰：“刘彝，字执中，福州人。幼介特，居乡以行义称。从胡瑗学，瑗称其善治水，凡所立纲纪规式，彝力居多。第进士，为邵武尉，调高邮簿，移朐山令。治簿书，恤孤寡，作陂池，教种艺，平赋役，抑奸猾，凡所以惠民者无不至。邑人纪其事，目曰‘治范’。熙宁初，为制置三司条例官属，以言新法非便罢。神宗择水官，以彝悉东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涨，议开长城口，彝请但启杨桥斗门，水即退。为两浙转运判官。知虔州，俗尚巫鬼，不事医药。彝著《正俗方》以训，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医易业，俗遂变。加直史馆，知桂州。禁与交人互市，交阯陷钦、廉、邕三州，坐贬均州团练副使，安置随州。又除名为民，编隶涪州，徙襄州。元祐初，复以都水丞召还，病卒于道，年七十。著《七经中义》百七十卷，《明善集》三十卷，《居阳集》三十卷。”

二、刘彝与虔州

清同治版《赣州府志》也为刘彝列有传记：“刘彝，字执中，福建长乐人。幼介特，居乡以行义称。从胡瑗学，瑗称其善治水。第进士。熙宁中知虔州。俗尚巫鬼，不事医药。彝某著《正俗方》一卷，斥淫巫，使以医易业，俗遂变。时饥民多弃子于道；揭榜通衢，召人收养，日给广惠仓米二升，每月抱至官府一验视。又推行于县镇，细民利二升之给，皆为字养。时有甘露、瑞莲、瑞粟之应。先是郡城三面阻水，水暴至，辄灌城。彝作水窗十二间，视水消长而启闭之，水患顿息。城内福、寿二沟，相传亦彝所创。元佑初，以都水丞召还。”【2】

具体地说，刘彝在虔州至少做了以下几件大事。

1、破除迷信，著《正俗方》。

针对虔州百姓迷信神鬼，有病不求医的恶俗，刚刚出任虔州知州不久的刘彝发现这一陋习后，进行了专门惩处。他将郡内有影响的巫医们召集过来，让他们集中在一起，为病患者现场治病，结果装神弄鬼的巫医们当场出丑，刘彝趁机将他们或锁入囚牢或发放边地或驱逐虔境，强有力地打击了盛行一时的巫医，这便是史书上说的“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为此，刘彝专门编著了《正俗方》一卷，痛斥巫医的同时，为百姓提供了一大批治病药方，为虔州营造了清明风气。为此，《宋史》记载其在虔州著医书《正俗方》，以禁巫医，其医书文字之功莫大焉。

对此，《赣州府志》也有载：“刘彝，福建人，熙宁间为虔州知府。《周礼中义》十卷，《七经中义》一百七十卷，《正俗方》一卷。”【3】宋代文人笔记《独醒杂志》亦有载：“刘执中彝，知虔州，以其地近岭下，偏在东南，阳气多而节候偏，其民多疫，民俗不知，因信巫祈鬼，乃集医作《正俗方》，专论伤寒之疾。尽藉管下巫师，得三千七百余人，勒之，各授方一本，以医为业。楚俗大抵尚巫，若州郡皆仿执中此举，亦政术之一端也。”【4】

即以国史而言，刘彝对虔州的贡献以惩巫医一项为重。而掘沟治水之事，在当时乃全国性普遍之举，或许虔州在他的影响下掘沟一事做得更为彻底与完善，但在当时毕竟显得平常，故没能成为其功绩进入史书。而刘彝治巫医一事则被形成虔州经验全国推广，各地纷纷采取措施打击甚至废除巫医。而掘沟之举，直到近千年后，当各地城池大都毁尽，至少是北宋同时期所掘排水沟大都不存时，而每几年便闹腾一次的洪水不时传出这里哪里的城市被淹，独独赣州老城不曾被淹，世人便惊奇地发现这一神奇现象归功于北宋时刘彝所筑的水窗与福寿沟。是故，刘彝筑福寿沟的功绩被重新挖掘。

2、反对弃子，官助收养。

针对当时饥民甚多，多有弃子的恶俗，尤其是女婴。刘彝张榜于关衢，鼓励收养弃子，并以每日补助两升粮食的政策吸引平民百姓，此举颇受欢迎，以致虔州有“甘露普降，瑞莲绽放，瑞粟之应”。

北宋时，虔州境内溺婴现象严重，以致出现了女多男少的现象，甚至导致有未婚男子娶二婚妇女之现象。清同治版《南安府志》载有明南安太守张弼关于南康溺婴的一段文字：“余莅任初，有二少年争娶孀妇，输聘各数十金，讼不已。集讯，乃一村妇，年近五十，发黄面黑而短小，二少年则美丈夫也。”其原因主要是女儿出嫁陪嫁财物太重，让普通百姓承受不起，以致生有女孩即溺死。此恶风一直衍及清代，清代吉安府赣州府南安府宁都直隶州巡道董榕曾为纠正此恶习而下狠令——护女婴者赏，溺婴者入牢。甚至今天仍有重男轻女的旧俗一定程度还在遗存。

北宋时，南康县有一刘家女，其父母先许某一人家，不想，未及嫁人，却被更有财势的另一人家强行使之接受聘礼，父母觉得对不起女儿，便时常以泪洗面，女儿是个刚烈孝顺人，思量过后，便对父母说，你让他们两家某日同时放花船来接吧，我决不会让父母为难的。即日，两家花船齐，刘女放言：并拢靠在一起，我会作出选择的，我上了你们家的花船，就算了了这场婚事，你们不可以再为难我父母了。随即，她一脚踏上一只船（此为“脚踏两只船”之笑谈源流之一），叫他们开船，两家人满以为刘女会作出一家之抉择，不想，她巍然不动，随着两船开动、分开，她整个身子直接往深潭中坠去，一命呜呼也。那两家人也作鸟兽散了。过了一两日，一渔夫往潭之下游撒网捞鱼，一网下去，沉沉的，满心欢喜，谁知捞上来的却是刘女之尸身，吓得赶紧往水里扔回去，复往上游走了数十米，心想，这上游撒网总不会捞上那死尸吧？不料，这一网下去又把刘女尸身捞了上来，渔人大惊，以为遇上鬼了，忙跪说：你若是神，就象南山寺的圆慧法师一样，死后泛香三天给我看，真有香，你就成仙了，我就为你筑神台，不过，最好让我今天打上几网鱼来。于是，他让尸身留在了岸边，自顾自地去继续打他的鱼了。谁知，这连续几网竟网网满是活蹦乱跳的鱼，他觉得神了，观察几天，这刘女尸身果然泛香。于是，神话般的故事传开来了，乡人们纷纷认为这刘女如此爱父母如此贤慧，必是神仙转世，是可以庇护人的，大家遂凑钱为刘女筑了一祠，名字就叫了贤女娘娘祠。南康区浮石乡贤女埠即如此来历。

由此可见，刘彝在虔州溺婴现象最严峻时严厉推出鼓励收养弃子的地方法治，对当时当地的民风陋习起到了极好的改良作用。尽管后来死灰复燃，毕竟他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体现了一个标准的士大夫行为准则。

3、开辟水窗，掘福寿沟。

根据城区地势，刘彝在城内筑福寿二沟，在城墙脚下开设水窗12间，视水之消长，利用水力使闸门自动启闭，解除了虔州城的水患。《赣州府志》有载：“灵山庙后，为李王塘。近城脚即马路巷。小桥覆处水门，福寿沟水之所从出也。”【5】

董天锡编纂的明嘉靖十五年（1536）版《赣州府志》之《名宦》中有载：“刘彝，执中，福建怀安人。幼师胡瑗，善治水。擢进士。熙宁中，以判运知虔州。著正俗方，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攻易业，习俗农变。时饥民多弃子，立法收养，日给官米二升……”刘彝在虔治水，主要指掘福寿沟。

福寿沟，位于章贡区老城区，不在路面，在地下。是自隋唐至北宋历多个朝代挖掘而成的地下排水系统。

不得不承认，福寿沟是中国本土伟大的古代文明与工程之一。匍匐在我们脚下的这座虔州古城，随意往地下挖掘三五米，必定可以接触到一座庞大的地下建筑。有意义的是，这个地下排水系统，宛如一部历史教科书，在发挥着它的教化功能的同时，至今仍在继续发挥它的排水之实用功能。这一伟大工程的发明家及集大成者，乃北宋虔州知军刘彝。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刘彝出任虔州知军。这一时期的虔州，因孔宗翰垒石贴墙，城市逐步规范成型，但百姓生活仍处于饥荒不宁的状态。刘彝没有沉湎于八境文化所带来的狂热，他以理性的思维冷静地观察世事，毅然远离五光十色的歌赋诗咏，转而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社会底层，开始关注起百姓民生这一严肃的话题。

当时的虔州城三面环水，尤其是贡江洪水暴发时，洪水每每倒灌入城，甚至淹至县岗坡一带，严重危及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被朝野誉为“对水利颇为研究”的刘彝考察城区地势，根据城区地形西南高、东北低之形势，利用地形的自然高差，采用自然流向的办法，使城市的雨水、污水自然排入壕塘内和江水中。刘彝还采取改变断面、加大坡度等方法，确保水窗内能形成冲力强大的水流，足以带走泥沙。在城内筑福寿二沟，在城墙脚下开设水窗12扇，视水之消长，利用水力使闸门自动启闭——当贡江水位高于水窗水位时，借江水之力将闸门关闭；当江水低于水窗时，借水窗内沟水之力将闸门冲开。这样就解除了虔州城的水患。福寿沟其实是两条沟——福沟和寿沟。“寿沟受城北之水，东南之水由福沟而出”。两沟大致以今文清路为界。其中，福沟自南门开始经建国路中段、均井巷、攀高铺至八境路，在这条线以东的沟道属福沟系统，集水面积约2.3平方公里，主沟长约11.6公里，通过水窗口、刑祠庙、八境公园3个出口流入贡江，通过八境路（北门）等出水口注入章江。寿沟自新赣南路、大小新开路、西津路至西门。在这条线以西、以北的属寿沟系统，集水面积约0.4平方公里，主沟长约1公里，通过西门口、城脚下等出水口经过护城壕排入章江。两沟全长12.6公里，对应地上区域2.7平方公里。因走向迂回曲折，形似篆体的“福”“寿”二字，故名“福寿沟”。福寿沟的体系化建构，除了明沟暗渠之外，还有充斥于城池内的大量水塘、水池，以及可以呼吸的裸露的地面，它们彼此沟通，开成水网与吸、排水系统，再加上城内大多建于嵯峨山峦上的民居与官衙建筑，这些综合因素共同构成了赣州城的千年不涝之情景。在这项系统工程中，刘彝起到了集大成的作用，功在当时，利在后世。福寿沟及水窗的构筑，可谓是中国水利一大创举。

福寿沟使用至清同治年间，由于城市人口大量膨胀，私宅官衙剧增，各自开掘的水沟星罗棋布，福寿沟承受不了，遂有了第一次淤塞，整个赣州城是污水横溢，“阻碍徒舆，蒸为疾疫，居者行者皆病之”。而这时的城区，商店、民舍广布，福寿沟潜于地下深处，维修工种极其艰难。巡道文翼、知府魏瀛、知县黄德溥，便以官府名义，督促各家各户将自己房舍范围内的福寿沟限期修通，公产之地及空地则由官府维修。这次维修，让福寿沟的寿命延续至今。

本世纪初，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组曾来到赣州，摄制组人员为这座古老的城市遗留的宋城文化陶醉，尤其是沉睡了千年的地下福寿沟。他们扛着机头走进福寿沟，和这一与四川都江堰并称古代中国伟大水利建筑的神奇之物作了零距离接触，并推往全世界。

今天，古城墙边的宋城公园内矗立着一尊青铜塑像，高达2.7米，重达1吨，这正是福寿沟的建设者刘彝。他的塑像同时还出现在通天岩的赣州历代名人雕像系列以及赣县客家文化城的名宦园里。

前些年，他的家乡福建长乐县还专门派出考察团队来到赣州，了解其在赣州治政与建设福寿沟的历史。2016年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走访赣州期间，也专门往福寿沟的均井巷遗址现场考察。

2018年年初，市政府规划建设福寿沟博物馆，笔者建议以魏家大院为核心进行选点建设，既可将大院修缮成文物展示，也可在大院内开设福寿沟博物馆，大院前的地面下的福寿沟开掘出来进行展示。2020年6月，福寿沟博物馆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

4、共饮文字，苏轼有赞。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二月。苏轼北归滞虔时写过一首诗，提及刘彝。《用前韵再和霍大夫》：“文字先生饮，江山清献游。典型传父老，樽俎继风流。度岭逢梅雨，还家指麦秋。自惭鸿雁侣，争集稻粱洲。野阔横双练，城坚耸百楼。行看凤尾诏，却下虎头州。君意已吴越，我行无去留。归途应食粥，乞米使君舟。”【6】

此诗作于此时，新太守江公著尚未到任，虔州事务还是霍汉英在负责。苏轼向霍汉英“乞米”“食粥”、向“使君”乞“舟”。苏迈一行先离虔，或乘此次乞来之舟而先行的。苏轼为什么没有和苏迈一行同时乘舟北行呢？或有几方面因素，一是家中诸人生病，尚有人没有病愈；二是当时定的是准备往许昌与苏辙一家会合，当着人先去宜兴把行李取来，以便路途聚合；三是霍汉英给的舟船不够，不够全家三十几口人同时坐乘。

苏轼诗中“文字先生饮，江山清献游”是有出处的。“文字先生饮”有苏轼自注：“此处指刘执中”。关于刘彝，今多赞其掘福寿沟有成。而宋代当时，刘彝并非以掘福寿沟著名，而是以治巫有方入史。赵抃在虔期间，游有十八滩、通天岩、马祖岩、郁孤台、章贡台、天竺寺、尘外亭等多地，建章贡台与尘外亭，在通天岩留有题刻，可谓虔州旅游的开基者，以致苏轼亦赞“江山清献游”。《独醒杂志》中对刘彝著书一事记得尤为清楚：“刘执中彝，知虔州，以其地近岭下，偏在东南，阳气多而节候偏，其民多疫，民俗不知，因信巫祈鬼，乃集医作《正俗方》，专论伤寒之疾。尽藉管下巫师，得三千七百余人，勒之，各授方一本，以医为业。楚俗大抵尚巫，若州郡皆仿执中此举，亦政术之一端也。”

“文字江山饮”，当下存在两种理解。一种是理解成赵清献游山水筑亭台，刘彝用文字著书籍引导民众放弃巫医；一种理解成刘彝“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贬谪虔州，这是件‘饮恨’舌声的事，而苏轼亦是如此，都有饮恨。”【7】

当然，晚年的苏轼平和近人，所有经遇之人事均予以颂扬。中年气盛时的苏轼则不同，敢于直抒己见，大胆向皇帝提意见，直面批评他所不认同的人与事，便是刘彝也有过批评。苏轼在《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一文中有曰：“……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麟、府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而海内晏然。兵休事已，而民无怨言，国无遗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无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谅其有不得已之实故也。今陛下天锡勇智，意在富强。即位以来，缮甲治兵，伺候邻国。群臣百寮，窥见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执国命者，无忧深思远之心。枢臣当国论者，无虑害持难之识。在台谏之职者，无献替纳忠之议。从微至著，遂成厉阶。既而薛向为横山之谋，韩绛效深入之计，陈升之、吕公弼等，阴与之协力，师徒丧败，财用耗屈。较之宝元、庆历之败，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边兵背叛，京师骚然，陛下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无怨敌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赖祖宗积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无功，感悟圣意。然浅见之士，方且以败为耻，力欲求胜，以称上心。于是王韶构祸于熙河，章惇造衅于横山，熊本发难于渝泸。然此等皆戕贼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虚无用之地，以为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于实祸，勉强砥砺，奋于功名。故沈起、刘彝，复发于安南，使十余万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毙于输送，赀粮器械，不见敌而尽。【8】以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矣。今师徒克捷，锐气方盛，陛下喜于一胜，必有轻视四夷凌侮敌国之意。天意难测，臣实畏之。”诚然，安南战役之后，刘彝受贬。这就是《宋史》中的“知桂州。禁与交人互市，交阯陷钦、廉、邕三州，坐贬均州团练副使，安置随州”。

5、刘彝过滩，无须祈水

刘彝在虔州还留下了许多传说。

《江西通志》载：在虔州府城北80里十八滩，有石人、石相，水涸滩髙高，舟船难以通行，刘彞乘船经过时，夜梦石人对他说：“刘贤侯也，吾当护之”，第二天，刘彝解缆下滩，果然顺利通行。

宋人普遍有行前祭神的习俗，古代称此为祖道。祭品常用黄羊或黄狗及壶酒，跪地祝祷。在宋代，行神主要分为陆地行神和水上行神两种，其中陆地行神有梓潼君、五通神、紫姑神等，水上行神有天妃，以及各地有显灵的地方神，如虔州的石固王、储君等。方勺在《泊宅编》中有载：“赣石数百里之险，天下所共闻。若雨少溪浅，则舟舫皆舣以待，有留数月者。虔州水东有显庆庙甚灵，或至诚祷之，则一夕涨水数尺，送舟出石。故无雨而涨，士人谓之清涨。前此，士大夫有祷辄应，刻石以识于庙庭者甚多。”仅《赣州府志》有记载的，北宋时期参与了祈水的名人官宦就有赵清献、孔平仲、林颜、苏轼等等。而从《江西通志》中分析可见，刘彞没有祈水便顺利通过了十八滩。作为地方主官的刘彞有此等奇事，自然让人联想到他是治水专家，或许水神也敬之，便被人们编制出了这样一则传说来抬举刘知州。

 6、求贤若渴，聘请王鸿

一任好的地方主官，当造福百姓，仁善爱民，政绩显著，此外还得培养、推荐人才。

《江西通志》记载了一件事。说刘彝在虔州知州任上，听说于都县有个叫王鸿的人，非常有学问，是道学宗师周敦颐的朋友，在需岩（又名王需岩）隐居，刘彝曾以重金欲聘他出来执掌虔州的教育。于都需岩有一个半天然、半人工开凿的洞穴镶嵌在崖壁上，深不过一米，刚好可以容纳一个人坐下，乃“悟道岩”，是当年王鸿静坐、讲学的地方。洞穴上方，有一个人工开凿的石框，一尺见方，深两寸许，据说曾有王鸿亲手镌就之“悟道”二字，而今只剩一片苔痕，无字可寻。

关于王鸿，明清版的《赣州府志》均有记载：“翼道。王右军二十四世孙。博学，工篆隶草书。皇佑中下第，丞相王旦叹息抚慰之。鸿幡然归隐。名其山曰峿山，岩曰需岩。尝注《太玄经》，从游者百余人。时周濂溪倅郡，鸿在讲下，郡守刘彝以书币聘掌郡教，不就。尝为《米囷铭》：‘廉则易足，斯廪有廒仓之蓄；贪则无厌，刍豢有糟糠之嫌。夫窃人之食而不任其事，又骚然而为害者，鼠也；暴人之物而不知有畏，又肆然而不足者，虎也。吾暴而不肯为虎，窃而不忍为鼠，宁守斯廪以安吾处。’竟肥遁四十年，以寿终。”“王鸿，字翼道，雩都人，自称王右军廿四世孙，工隶篆，善八分书。宋皇祐中，以乡举游太学，再荐省试第一。因作《众贤和则万物和赋》，内云‘九官相逊，凤仪虞舜之韶；多士以宁，鱼跃文王之沼’，失韵被黜。丞相王旦叹息而抚慰之。鸿归，择邑治之南四十里，泉石清胜，筑室隐焉。目其山曰‘峿山’，岩曰‘需岩’。从学者百余人。尝用野菜四十九、盐一，作羹饷客，自号曰‘太衍羹’，谓是羹胜于五侯鲭也。周叔茂倅郡时，以诗通问，鸿答谢云：‘临别溪头承诲嘱，此心当为圣贤求。’郡守刘彝以书币聘掌郡教不就，寄诗云：‘冬寒夜忆王夫子，独坐需岩看古书。自恨虎符难命驾，白云无意离山居。’侍郎张颉荐于朝曰：‘窃见虔州处士王鸿，志行修洁，笃学能文。嘉祐中，屡与省试不中。今年四十余，耕田种桑，以足亲养。居约处晦，视古为归。间推所学，以教乡闾子弟。如鸿雅操，诚足以扶世教、励风俗。伏望朝廷特加旌奖，以劝士类。’不报。竟肥遯十四年。尝注《太玄经解》，惜今不存。”两个版本均提及周敦颐与王鸿同游罗、刘彝聘其主教之事【9】

王鸿，字翼道，于都处士。生于宋仁宗天圣元年癸亥（1023），殁于宋神宗熙宁八年乙卯（1075）。王鸿善读，乡举后游太学，旋获省试第一，之后游南宫时作《众贤和则万物和赋》，因失韵而被黜，遂返回雩都。嘉祐七年（1062），开始着手开辟需岩。嘉祐八年（1063）正月七日，与周敦颐同游罗田岩，清同治版《于都县志》载：“宋周子倅虔州，行至雩都。嘉祐癸卯（1063年）正月七日，邀余杭钱建侯、四明沈希颜、雩都王鸿游罗田岩，赋诗刻石。”【10】王鸿与周敦颐的这一次罗田岩之游，促成了王鸿与周敦颐的相交，他们相与淡论先天之学，大相契合，“元公为之敛衽。”临别之际，周敦颐留诗《游罗田岩》相赠：“闻有山岩即去寻，亦跻云外入松阴。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王鸿答谢曰：“临别溪头承教诲，此心当为圣贤求。”表达了王鸿仁爱、清廉的处世思想。

因为王鸿与周敦颐的这段交往，王鸿的大儒之名得以流传，也激发起后来出虔州郡守的刘彝对他的敬慕。据说，郡守刘彝对王鸿的宏辞博学、高风亮节十分欣赏，熙宁六年（1073）十月的一天，在于都地方官王鬲的引领下，刘彝专程造访了一回需岩，期间与王鸿相谈甚欢，见需岩下一片桂树，兴之所致，挥笔写下“木犀岩”三字。次年八月，王鸿将刘彝的题字镌刻于岩，至今尚存。随后，“郡守刘彝以书币聘主郡校”，但王鸿在需岩辟田种桑、耕读自娱，乐在其中，“间推所学，以教乡闾子弟”，便委婉地拒绝了刘彝：“鸿溺于山林，未尝挟技艺事奔走，自鬻王公之门。木石之于交，麋鹿之与游，于声名之显晦，固已无累于心矣。其于学问固已疏，进退趋翔固已放而野，语言词气固已迂，而不切于事情矣；考行责，实无以当明公之求。不揣而往，自取羞戚。玷阁下之阶庭，阁下之悔不旋踵而生矣!何以掩千里之观听哉？伏惟垂照，使得全其性分，与雏童牧叟讴吟于岩穴之下。”据说，刘彝读完王鸿的回信，十分惋惜：“冬寒夜忆王夫子，独坐需岩看古书。自恨虎符难命驾，白云无意离山居。”可惜，王需对考场、官场的失望，以及对需岩的沉湎，以致失了与刘彝的一段美好交往。但，刘彝求贤若渴、任人唯贤、敬重人才的为政形象得到了充分彰显。 

7、重德重贤，提携萧佐

王鸿之外，刘彝还非常器重有德行、有学问的龙泉（今遂川）人、时任信丰知县的萧佐，称赞他“君志欲靖民，真儒者事业也”，并把他推荐给上司。明嘉靖《赣州府志》记载了此事：“公弼吉安龙泉人，嘉佑中进士。历知四邑。熙宁中迁知信丰，受知郡守刘彝，执其手曰：‘君志欲靖民，真儒者事业也’。尝在福建长汀建学，作人斥公田供廪饩，文风丕振。”【11】

萧佐，北宋理学名家胡宏“五峰学派”的重要成员。嘉佑四年进士，与弟弟萧价（嘉佑六年进士）、侄子萧世范、萧世京（嘉佑八年进士），有龙泉萧氏一门四进士之称。萧佐、萧世范均在虔州做过官，前者为信丰知县，后者为虔州通判。《遂川县志》有载：“萧世范，字治番，又名器之。北宋时永兴乡人。嘉裕八年进士。初任南雄推官，后升虔州、广州通判，又调任广西转运判官……迁任广西时，由于地方官吏腐败，经常利用民族矛盾，挑起民族争端，世范到任后‘开示恩信’，对少数民族人民一视同仁，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信赖，加强了民族团结，维护了边疆地区的安宁。”《江西通志》卷七十五也有记载：“萧世范(1035—1116)，字治藩，龙泉人，嘉佑进士。为南雄推官，悯运夫之苦，始制小车以代之，一车可胜数人之载，公私称便。改广西转运判官。”历史上，萧世范、萧世京均与苏轼有过交集，萧世范在通判虔州时，还专门安排舟人护送从江苏经虔州往惠州与苏轼相聚的苏轼子孙一大家子，走水路从虔州至龙川。

刘彝与萧佐的具体交往细节无从知晓，但萧佐作为五峰学派重要成员，又满腔热情、忠心靖民，这种务实而儒雅的士人，获得刘彝的肯定与推荐，符合刘彝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的一贯的用人理念。

诚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文化史普遍认为这句话出自刘彝所著《画旨》一文。尽管找寻不到这篇著作更完整的内容，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出自刘彝，则进一步印证了他是一个十分讲究知行合一、学而致用的人，这也正符合一生致力于实际事务的其人之本性，而刘彝在赣州的事功则是对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真理的一段最有力的诠释，它告诉了我们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读书要有益当应用于现实生活去服务社会与人类。

作者简介：龚文瑞，笔名文瑞、谷风，1962年生。2002年加入中国散文学会，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赣州市作协第二届理事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赣南日报原副刊主编。曾获赣州市建国六十周年文化艺术界十大杰出贡献奖。现为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分会副会长，江西省地域文化研究会专家顾问，江西师大人文学院特聘教授，赣南师大文学院特聘教授，赣南师大客家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赣南医学院兼职教授。已出版《山水赣州》《客家故园》《赣州古城地名史话》《王阳明南赣史话》《赣南书院研究》等书籍近3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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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施笑云

复审：李   欣

终审：何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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